竹刻艺术的兴起发展在与唐朝，唐朝国家统一，社会安定。促进了手工艺品的制作日益精巧。正是在这个时期，竹制工艺的制作技艺走向了成熟，唐代的手工艺人掌握了竹刻工艺中浮雕、圆雕、线刻、毛刻、皮刻（留青）等丰富的技法。
如今我们能见到的唐代竹刻实物，是70年代江西出土的唐代墓葬中的竹俑，造形生动，刀法粗犷，用黑线勾画衣纹，表现了沉雄、奔放、古拙的盛唐气韵。

    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博物馆，现在保存着我国唐代传去的8支唐代乐器“尺八”，其中一支用三节竹子制成，长４３.6厘米，管上端开口，管身前面五孔后面一孔。在竹筠上运用“留青”浮雕、细刻等技法通体雕刻花纹和仕女。
相传，唐代还有一件雕刻精美的竹制笔管，山东德州刺史王琦家珍藏有一支毛笔，笔杆上刻有从军诗一首，迹如粉描，向明处方可细细辨之，“人马毛发，亭台远山，无不精绝……”（宋郭若虚《图画见闻记）
唐宋两朝竹刻艺人积累了丰富的雕刻技法和经验,但尚未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,传世的竹刻实物不多,知名刻工艺高名晦，见于文献记载的更是凤毛麟角。
   
    竹刻的艺术欣赏性很高，许多作品的构图紧凑，主题分明，动静结合，刻法多变，在讲究立体效果的同时还要讲究竹子肌皮的处理美，肌皮要留的恰到好处，才能使竹皮与竹肌充满材质美的对比。另外，竹刻艺术主要讲究写意性，这是与写实性相对而言的，它包含一定的写实因素，既符合自然形象的真实感，又抓住了人物的本质特征，从艺术的意象上达到了真实。反映在竹刻工艺上它既有装饰性， 又有实用性，即而具有了高雅美。它的艺术特点：可用“简朴高雅”来概括。所谓的“简朴”，主要体现在:一、竹材价廉易得。二、竹刻艺术品刻成后不须敷色、不须涂漆。三、竹子的天然形态，只稍加刮磨即便成器、以见自然之趣。她故极为拙朴简单，即无富贵之气，又无脂粉气。她的“简朴”指的即是材料和处理手法的朴素、简洁。

    “高”指她的艺术价值都高于一般工艺品。正由竹材价廉易得，故刻者必须殚精竭智，创造多种技法，博采各种题材，度形制器、状态写神、发挥利用竹材的特点，来表现竹刻高超的技艺，赵汝珍（古玩指南）说：“竹刻作品与书画相同，不过以刀代笔，以竹为纸耳，书画之难人所共知，今乃易以刀竹，其难当更逾书画也。”故“高”包含着创作竹刻艺术品的难度之高。

    “雅”指竹刻艺术最富书卷气，最受文人喜爱。竹刻能超出一般工艺品而列入艺术之林，这与明中叶以后常有文化修养较高的艺术家涉足这一领域密切相关，它由工匠刻制是向文人刻制。为此竹刻的题材，追求的情趣，刻制的技法方面起了质地变化。工艺与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竹刻的文化趋向。使其气质情趣迥然别具一格。

    徽州古称“新安”，在明清两朝的“徽商时代”是富庶繁荣的地区之一。徽州文化的发展，有一个坚实丰厚的经济基础，数百年来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文人学者、画坛巨匠和身怀绝技的工艺大师。徽州是人文兴盛、人才辈出的文化之邦，为我们留下数不清的文化遗产。新安画派闻名于世，徽派竹刻代表人物有吴元满，李希乔、张立夫、方洁和程文在等。（《民国歙县志人物•杂技》）明清两朝，徽州人处于流动、外向、发展的过程中，徽州人遍布大江南北。据文献记载，明末竹刻“嘉定四先生”徽州人占了两位，歙县李流芳，程嘉燧。就连嘉定派竹雕的创始人朱松邻追宗溯源也是徽州人，其“世本新安（即徽州），自宋建炎移居华亭，又六世而东徙，遂为嘉定人（《王世襄竹刻小言》）。清代，李希乔、方洁两位为名震金陵、嘉定的著名竹人，祖籍均在安徽歙县。清人施尧章《愚山文集》评其李希乔绝技几乎可超过濮仲谦。方洁年轻时“以其技遨游吴越间”，曾一度居住浙江黄岩，以艺会友，传为佳话。他的人物肖像竹雕，成就极高，曾有竹刻拓本传世，人争宝之。后成为金陵派代表人物。更为突出的是在宋高帝时，唯有安徽的吴唏庵、詹成技艺高超过人，所刻竹鸟笼“四面皆花板，竹片上刻成宫室、人物、山水、花木、禽鸟、纤悉俱备，其细若缕，且玲珑活动”（元陶宗仪《辍耕录•卷五》）。詹成采用的极可能是镂空雕的技法，即透雕，并且能够“玲珑活动”， 求之二百余年无复此－人矣，真是达到了“工而不板、活而不佻、奇而不野、蕴而不弱”的精妙境界。从以上数例说明徽州竹刻艺术是中国竹刻艺术的兴起之源。
（作者单位：黄山市徽州洪建华竹刻研究中心）